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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龙│明代生员的舆论自觉与社会意义
摘 要
明代生员时常突破学规禁例，以“文化人”“自由人”的特殊身份，自觉承担起制造舆论、传播舆论和监督舆论的历史使命，并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性、建议性和监督性特点。他们秉循道统旨归，心系天下，无畏权势，勇于担当，以清议、上书、谣谚、诗文等独特话语方式，申述意愿，发泄激愤，敷陈王道，讲论治化，发出集体意见，形成群体舆论，催生了超越个体意识的情绪特征，蔚为伸张大义、洞观舆情、监督政治、澄清世风的社会力量，成为活跃于民间社会最富激情、最具活力的舆论清流，并以异样的情绪效能、舆论力量不断调适着明代复杂多变的舆论生态和价值秩序。
作者简介：展 龙，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一、生员舆论自觉的生成境域
明廷养育生员，旨在“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但是，若生员读书不专，心思不定，扰乱纲纪，明廷便会严加禁止。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颁国子监学规及禁例十二条，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警醒生员言行，严控生员舆论，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可直言，惟不许生员轻易言论，“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即使生员遭遇冤抑，也只许“将实情自下而上陈告，毋得越诉”，除非府、州、县及布政司、按察司不为受理，或听断不公，“仍前冤枉者，然后许赴京申诉”。此类禁例，旨在严禁生员议论国事，干预地方司法，“如有不遵，并以违制论”，轻则跪诵碑文，重则追夺廪膳，罢黜为民，发配充军，甚而有杀身之祸。明廷虽然标榜广开言路，“直言毋隐”，但对生员的政治活动和日常言论却严加管控，试图将其塑造为不问世事、安分守己的青袍书生。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御史赵言等上书，建议明廷严禁生员“妄言”，认为：“学校之设，本以作养人材，穷理正心，期有实效。今天下生员，多不遵师训，出位妄言，非希进用，则挟私雠，甚失朝廷教养之意，宜令有司严加禁止。”缘此，明廷长期施行学规禁例，并对生员言论有特别规定：“有奇材欲陈便民利国之术者，许与教官详议可否，同列姓名，然后上达。若其言有可取，仍命题考试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如是，则可以杜绝妄言，激励士风矣。”至嘉靖十七年(1538)，进而诏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当然，明代也规定：若生员“学优才赡，深明治体”，且年及三十，愿意出仕者，也准许“敷陈王道，讲论治化，述作文词”，并呈报本学教官加以考察，“如是真才实学，不待选举，即行录用”。
学生议政，渊源有自，“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其中，汉代太学生的“清议运动”、宋代太学生的“救国运动”等，皆是学生参与政治、公议时政之先例。明初生员不许言事，但洪武而后渐有改观，一些生员不顾禁忌，违规言政，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大体上，政治清明时，生员舆论相对沉寂，情态较为温和；而权臣当道、小人恣虐、人心浮薄、政局动荡、天下离乱时，生员舆论便会骤然升腾，异常活跃，即使朝廷严加禁止，生员也依然冲破学规，挺身而出，纵议时势，慷慨持论，这在明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天启年间，礼科给事中熊奋渭上疏：“顷阅江西按臣生员被挞鼓噪一疏，益藩阉尉赵成等辱殴章缝之士，诸生张绍伊等鼓众雄行，逼迫府官，徒步学宫。”崇祯时，各地生员多次以“臣”之口吻进言思宗，纵论时政。如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晋江诸生蔡鼎根据“西游”见闻，进奏“云中边守”情况，以为：“云中频年饥荒，士马艰食，较宣尤甚，巢丕昌、孔有德之徒，奸谋相引，岂可不早杜耶？”十三年(1640)十一月，监生涂仲吉因黄道周忤旨被罢，疏言思宗：“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愤庐，稽古著书，晨夜不辍，孤踪独立，门无杂宾。其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纯忠，今喘息仅存，犹读书不倦，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也……断不宜以党人轻议学行才品之臣也。”但此疏被“通政司格之”，于是又有生员指责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再次上书请求宽免黄道周，结果触怒龙颜，“下狱杖之论戍”。十六年(1643)六月，桐城生员蒋臣议行钞法，曰：“经费之条，银钱钞三分用之，纳钱银买钞者以九钱七分为一金，民间不用，以违法论，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钱尽归内帑矣。”为缓解财政压力，思宗采纳了蒋臣建议，设立钞局，监造纸币。次年(1644)三月，陈州生员张鑻于中左门进言“三策”，“首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大臣辅之”。以上生员言论虽非“官话”，但其关心政治的热情与建设性意见，同样成为突破言路之禁的一股清流，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末民间社会舆论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情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当然，明廷禁止生员言事，有其合理理由：一是生员本业是读书问学，若贸然议政，便是“有戾规矩”。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保安县岁贡生员任时上所撰《参两贞明图》，礼部认为“其说不经”，诏法司讯治，并罢黜为民。二是生员大多年轻气盛，学识有限，一旦听闻时势，便激情难抑，轻率言事，只会适得其反。三是较之贤士名流，生员人微言轻，其言论既难左右地方事务，更难影响国家大政。四是生员乃国之未来，其行检惟以养恬、养静、守道、守身为第一要义，“我朝建立卧牌，诸人俱许言事，惟生员不许言事，盖以养其廉耻，坚其德性，欲其异日有待而为，为国家效实用耳”。在此情况下，明代生员言事是否合法，取决于政治需要和皇帝好恶。如嘉靖十二年(1533)正月，蒲州生员秦镗“请奉皇考于太庙”，此有违世宗意愿，以致“以妖言论死”。隆庆元年(1567)九月，因穆宗干预，两京乡试时，南京监生中式者仅数人，较旧额少了四分之三，揭晓后，考试官王希烈、孙鋋等至国子监拜谒文庙，遭到监生下第者数百人喧噪杜门。天启七年(1627)十月，监生胡焕猷弹劾大学士黄立极等，熹宗“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赎论”。明代生员的舆论行为虽障碍重重，但也并非全然无望，很多时候，生员也会力争言事机会。如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生员汪瑢奏言，阁臣刘健、李东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急宜斥退”，迫于舆论压力，刘、李疏言乞罢，孝宗不许，下瑢诏狱，刘健等上疏力救，方得释放。盖因如此，有人便开始质疑明初“生员不得言事”的禁例，晚明冯梦祯曾言：“高帝兴言路，称至广矣。顾独严于诸生，而卧碑之设廪廪然，何耶？岂罪其妄发耶？然其中岂无通经学古、留心世故而其言不可废者，奈何以诸生锢耶……吾友贺君伯闇，诸生也，而有《救荒八议》。余读之，或不无激言偏词，而议论斐然，称国华矣，岂徒为诸生重而已哉，奈何废之？”冯氏所言，道出了晚明生员的心声，诚谓：“夫言路之关于治乱，甚巨也。自古天下将治，言路先开；天下将乱，言路先塞。”时人周亮工也对生员“不得干议朝政”的规定不以为然，认为“夫士生今日，既不得稍伸其议于当世，而犹动有倾危之虑”，并为生员言事找理由：“伏读钦定条约，生员骂詈官长者有禁，而从容跪禀，不激不亢者，未尝禁也；鼓噪聚众者有禁，而依期升散，不约而集者，未尝禁也；言涉利害假公济私者有禁，而事干学校，情关狐兔者，未尝禁也。况未达之士，与已达之士，均当奉祖宗之宪章，寒素之士与贵介之士，均当受府县之约束，未有此独严而彼独宽者也。”
明代生员舆论的生成传播始终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变动而不断变化，而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及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构成生员舆论生成、传播的总体政治空间。明代生员舆论是民间舆论的重要部分，明廷对此严加管控，侧面反映了明代朝野舆论之间，基于某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二者既始终存在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也时常存在一定的排他性和矛盾性。这一点在明代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的“怪事”。可以说，明代生员舆论的生成境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舆论生态的演进轨迹。
二、生员舆论诉求的表达路径
清议是传统士人参与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即通过发表集体言论，表达对社会现象、政治形势、当代人物的一种价值评断，形成以“公论”影响时局的舆论风潮。清议首先突出一个“清”，即议事的基调符合儒家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一评判没有明确固定的界限标准，主要依赖清议者“志于道” “守于义”的内在道德志趣；清议所“议”内容虽不全与政治相关，但生员多以“臣子”自居，认为关注时政、针砭时弊，是激浊扬清的正道，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清议最多的还是政治问题， 他们以公共批评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对准时代的主题”，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彼此互动的重要桥梁。
明代生员清议持续时间较为漫长且相当活跃，这与明代独特的政治体制、严密的监察制度、复杂的舆论生态、多变的社会政局等时代因素休戚相关，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引发了生员关注现实的舆论热情。更为重要的是，明代空前繁盛的官办学校和日益勃兴的书院教育为生员清议提供了舆论场域。汉代设立太学以来，特别是唐宋实行科举制度以后，生员群体成为清议的发起者和主力军，他们与士大夫联合起来，互相标榜，互相照应，批评权臣奸佞，表彰清官廉吏，澄清世风士气，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重要作用。同样，在明中后期，官办学校彻底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多数生员不再选择学校肄业，转而进入悄然勃兴的民间书院，潜心问学，谈学论道，陈论时政，臧否人物。也正因如此，此期对书院舆论严加禁止，甚至不惜禁毁书院，如嘉靖年间，按照御史游居敬的建议，明廷禁毁王守仁及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并令“书院不奉明旨，令有司改毁”，尤其是那些“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更须严加禁约，不许循袭。此后，虽罢各地私办书院，但“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至嘉靖以降，“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万历七年(1579)，首辅张居正拟旨，禁毁天下书院，“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之后，魏党擅权，欲灭东林，再次掀起 “禁讲”浪潮，“凡有倡建书院，不论省直州县，立时改毁”。
明代生员清议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政治清明，治国有道，庶民安居，则言论宴然；反之，则人心惶惑，士风激厉，物议沸腾。可以说，清议已是对无序社会、衰败政治的一种补救，“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 “其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当然，清议的发起者与被议者往往从不同立场的辩难逐渐演变为道德层面的相互批驳，双方不惜拉拢同道，网罗同志，长期以往，便会演变为激烈的政治斗争，激起一波波舆论声浪，“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由于专制权力不可能受制于社会舆论，因而既使是最显公道、最得人心的清议，也难以真正缓解社会矛盾、矫正政治偏颇、抚慰民众怨愤，或许明代生员的清议行为，至多是其排解郁闷、发泄激愤、申述情愫、安慰自我的无奈之举罢了！与此相联系，生员个人的舆论能量也较为有限，于是他们时常联名言事，以期以集体的舆论合力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仅以嘉靖朝为例，潞州儒学生员孙濡等联名致仕官员李炫、坊都里老郭琦等，请“改州为府”。苍梧县学生员黎黻、严肃等联名呈奏：“欲于县之侧，照依南宁书院规制，鼎建书院一所。”生员夏时霖等与其父廷章侨居长乐乡，曾“率其乡人以堤议状上公”。顺天府生员陈珵男、陈大绅等奏张鹤龄等奸恶诸事，词连致仕大学士张孚敬。世宗诏“以延龄等事与孚敬无预，勿问”。如此，生员的集体公论无疑成了“公众利益的呼号”，不仅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普遍关注和集体共鸣，而且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不平则鸣、不吐不快、不公则忿的良好舆论氛围。
书奏是生员陈说政事、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也是生员群体舆论行动的主要方式。这种舆论方式的挑战性和公共性，进一步彰显了生员的现实关怀、政治热情及其舆论的时代价值。如洪武年间，生员叶伯巨上书言事，以为“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正风俗，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务。使守令知所务，莫先于使风宪知所重。使风宪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尚”。永乐初，生员金寔上书陈“王道其纲有二：曰君德，曰民政。君德之目有五：躬行仁义、虚己纳谏、明察善断、审于用人、恭俭节用；民政之目有五：厚风俗、尚廉耻、省刑罚、薄赋税、爱民力”，皆被“嘉纳”。景泰年间，顺天昌平县儒学增广生员马孝祖上书言“养圣心”“隆大臣”“戒游食”“恤臣下”四事，景帝“从之”。弘治三年(1490)，孝宗郊祀出驾，山西夏县生员周庆拦驾奏事，奏本县知县陈润及按察司佥事王璇不法事，刑部及锦衣卫奉召“差官勘问”。正德年间，福建将乐县岁贡生员何昇奏言：宋儒朱熹、张栻，元儒许衡、吴澄等人，俱“以有功圣门，得预从祀，而杨时独不得预”。不仅如此，一些生员甚至不畏权势，冒死议政，如嘉靖十二年(1533)，山西蒲州生员秦镗伏阙上书，畅言“礼议”：“孝宗之统，托于武宗，则献皇帝于孝宗实为兄终弟及，陛下承献皇帝之统，当奉之于太庙。”世宗怒，谓其“毁上谤君，大肆不道”，命锦衣卫严行拷讯，根究幕后主使，“竟比拟造妖言者律，坐死系狱”。继而于二十年(1541)颁诏，禁止生员人等上书言事：“各处军民及罢闲官吏、生员人等，往往指以建言为由，上书奏事，希求进用，及潜住京师，投托势要，捏写本词，生事害人，著缉事衙门，逐一访拿送问处治，轻则递回本籍，重则枷号发遣。”万历二年(1574)，岁贡生员许汝愚上言：“东南运道水势之涩，莫甚于丹阳地势之高，莫甚于夹港。”经工部及相关部门踏勘具奏，神宗从之。万历二十一年(1593)，顺天府儒学附学生员郑承恩奏请：“册立东宫以彰皇贵妃之贤，以免郑国泰之罪。”神宗怒，黜承恩为民。河南开封府陈州儒学生员田吐华等“讦告闯阙上书”，给事中李养珍等奏闻，发回原籍，听该省抚按从公问理。明代生员书奏虽然障碍重重，府州县“不许纵容生员岀入公门，禀嘱公事”，但这一颇具政治属性的舆论形式，使生员得以与统治者进行身份接触和政治互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君民互动的可能性，也反映了明代政治场域、权力界限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绝对专制走向相对专制的历史趋向。
谣谚源自民间，经口耳相传远播四方，形成舆论，“摇笔端以造歌谣，而撼官府”， “秀才最难结，一有不合，造谣言，投揭帖，最可恨”。关于明代生员造歌谣、投揭帖等舆论形式，日本学者夫马进认为这是明季生员士变的常见方式；巫仁恕称之为明清城市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陈宝良则认为士变是“一种对朝廷已有规例的反叛行为，多以激进的聚众闹事为表现特色”。实际上，歌谣、揭帖等是生员舆论的含蓄方式，也是生员针砭时弊、臧否人物的重要工具，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和针对性。如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子嗣修高中榜眼，后三子懋修又中状元，这种现象引起生员不满，“有无名子揭诗于朝门曰：‘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当时语曰：‘丁丑无眼，庚辰无头。’”又《吴县志》载：刘瑊为官清正，归居乡里，不闻外事，惟喜博览，手不释卷，但却遭到生员匿名讽刺，原因何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一语道破：“刘(瑊)居乡无修洁名，乃子号花面者尤横恣。值其家延僧诵经，先有夜粘对于门云：‘阴府中罗刹夜叉，个个都愁凶鬼到；阳台上善男信女，人人尽贺恶人亡。’”可知刘氏的名声并不好。同样，山西督学宪臣袁继咸，为巡按御史张可振纠劾，生员傅山等上《辨诬公揭》，替袁继咸鸣冤。南太学诸生为驱逐阮大铖，而作《留都防乱公揭》。万历福建巡抚赵可怀曾弹劾提学副使邹迪光“狂肆”，内言：“一生员夜粘揭于臣门，臣稍惩之，迪光嫌其碍己，遂拂然去，各官留之坚不可挽。越一日忽自回，举动乖张，殊非师范。”对于此类揭帖、歌谣，若非出于公心、出自公论，明廷也严加禁止，理由是揭帖常是“含沙射影之谋”，谣谚也多是“浮文诡语”乃至“邪说”“异说”。
此外，明代生员舆论的表达方式还有飞语、戏曲、俚语等，“今天下士风薄恶，日益月甚。自臣所亲见者言之，署丞衔知府而刊飞语，生员毁提学而编戏文，举人构怨于曹郎，辄刻《贫女叹》；尚书积憾于巡按，乃著《猛虎篇》。其他或为民谣，或称俚语，诞妄不根，更相传报”。终明一世，明令禁止传播谣谚、俚语的情况极少，而清代禁毁小说、戏曲、民歌、榜文、告谕等不胜枚举。仅此而言，较之清代，明代舆论的生成环境与传播条件尚较宽松，大体呈前期沉寂、中期勃兴、后期活跃的舆论态势。
三、生员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一)批判性舆论功能
明代生员是最富激情、最具力量的舆论动员者和参与者，他们掀起的舆论行动，多是出于对社会不公、触及切身利益的反抗，以期通过充满激情的口诛笔伐、摇旗呐喊，维护公众利益，发泄内心愤懑，甚至不惜生命，挺身而起，竭力抗争。
明初，朱元璋重法绳下，生员稍有过失，即被惩罚，对此生员心存怨愤。洪武二十七年(1394)，监生赵麟铤而走险，张贴无名帖，抗议国子监虐待生员。赵麟的行为激怒了太祖，被杀示众。三十年(1397)，太祖又在奉天门训话监生，强调：“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成化十九年(1483)，苏州府儒学生赵汴等二十人以骂太监王敬坐罪。当时，王敬与千户王臣等以购书为名，向南至苏州府，令生员抄录《子平遗集》等书，生员“以妨废学业辞敬，即令有司迫遣至驲中乱箠之”，于是赵汴等骂曰：“汝辈扰害百姓不已，又欲害吾儒生耶？”王敬还京诉于宪宗，“以诸生不遵礼法，恣肆放诞为词”，处罚诸生杖罪。虽然赵汴等人也因“不遵礼法，恣肆放诞”坐罪，然而其敢于反抗的精神名于一时，为人称誉。正德年间，刘瑾用事，中外愤怨，应天府上元县生员狄元实名“指斥瑾罪恶数事”，有人誊写卖之，为刘瑾逻卒捕得，下狱拷讯，不知其由。隆庆五年(1571)，浙江处州同知江应昴笞辱生员朱正色父朱昹，生员冯椿等呼引诸生数十人，诉于分守参议方岳，方岳不理，椿等遂群殴岳，鼓噪而出，事闻得旨：“生徒聚殴上官，大坏法纪令，抚按官竟其狱无事姑息。”于是，椿等十二人充军，正色等三十二人各黜为民。晚明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也曾得到生员的奔走声援。万历中，矿税日兴，究其原因：一是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二是朝鲜用兵，费帑金七百余万；三是播州用兵，费帑金二三百万；四是营建乾清、坤宁两宫和皇极、建极、中极三殿，以致国库大亏。为了缓解财政危机，神宗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命中官王亮、王忠、王虎、曹金、刘忠、赵钦、张忠、鲁坤、李凤、李敬、杨荣、高淮、潘相、高寀、陈奉等赴各地担任矿监税使，掠夺财富。他们受命于皇帝，握有特权，横行各地，“随奏随准，星火促行”， “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在此情况下，地方生员掀起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赵州生员人等“抗扰开采”。此后，在武昌反对税使陈奉的斗争中，当地生员沈希孟、张奕业、沈机等赴抚按衙门控诉税使，群情激愤，蜂拥而至。当时，税监陈奉“播虐全楚”，沈希孟等一时激愤，以致被“拏问”。闻此，朝野哗然，纷纷救助，“免逮诸生……以收士子之心”， “乞皇上特令暂释，其陈奉并孟学等亟赐逮系，以雪楚人之愤”，后经抚按“曲为解谕，众势稍缓”。万历四十四年(1616)“民抄董宦”案，也是生员舆论鼓动的结果，他们“传札而起，三月十四日鸣于府，十五日鸣于庠”，要求惩治奸恶，并暗中传播檄札，鼓动民众，很多士民纷纷加入，追从生员反对苛政暴敛，控诉税使恶行。
天启中，魏忠贤专权，生员言事者骤多。杨涟《二十四大罪疏》激起反对阉党的舆论高潮，东林党也因此遭到残酷迫害。在各地护卫东林志士、反对阉党乱政的运动中，生员群体前赴后继，大声疾呼，发出了封建社会晚期最为强劲、最富激情的舆论呼声。它不仅推扬了东林贤者的“清白”之举，也践履了生员群体的“清议”之志，“由是深山穷谷，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贩夫竖子或相消让，辄曰：‘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农夫野老相传，以为口实，犹谍谍不休焉”。如天启七年(1627)，嘉兴县贡生钱嘉徵上《劾逆珰疏》，参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朘民；十通关节。”疏上，“忠贤不胜愤，哭诉于上”。
(二)建议性舆论功能
明初禁止生员言“军民利病之事”，但实际上，生员条陈时弊常有发生，如洪武二十五年，诏求谙熟历数者，山东生员周敬心上疏论及时政数事，他以“德”开篇，建议太祖治国，应仿效“两汉之宽大”“唐宋之忠厚”，以求天下承平，国祚绵长；又径言连年征战，“役过烦，赋敛过厚”，民不堪负，黎民失于教化，法度失于严苛；最后鉴于太祖“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建议其厚德而宽刑。此疏直陈时弊，言辞激切，毫无讳忌，对明初弊政言之甚详，斥之有理。太祖虽心存不悦，却也默然接受，给予“报闻”。此后，随着生员舆论日渐活跃，他们提出的合理建议时常被采纳并付诸实践，在社会公共领域，生员舆论发挥了一定的建议性功能。
一是监督考核。明中期以后，生员声望日高，甚至与乡绅同列，每当地方出现纷争，生员便会出面调停，维护乡里利益。顾炎武在儒生陈梅墓志铭中写道：“陈君视余年长以倍，于县中耆旧名德，以及田赋水利一切民生利病无不通晓……里中凡有繇役争讼之事，君未尝不为之调剂，或片言立解。当天启之末，县之豪宦纵其仆干鱼肉乡民，而独于君之居里无所及。至今民间有不平之事，辄相向太息，以为陈君在，当不令我至此也。”如果乡里能有如陈梅这样德才兼具的生员，既可帮助官府管理地方事务，又能从中调解民间争讼，甚至可以制止豪强祸乱邻里，实乃一方之幸。此外，在地方官员考核中，生员的意见有时也是考核的重要依据。仅以宣德史实为例，都御史顾佐曾言：“布政、按察二司暨巡按监察御史，往往偏信乡都里老、甲长、学校生员等之言，定为去留。”如宣德八年(1433)二月，陕西凤翔知府韩福为官廉洁，将以母忧去官，生员、耆民等九百八十余人诉于巡按御史倪杰、按察副使郭振，“乞为奏留”，宣宗允之，命起复还任，十年(1435)七月，起复旧任。陕西岷州卫经历许罍丁忧去职，生员刘牧等百三人各保许罍“莅事公勤，修举学校，民甚怀之”，乞留职任事，巡抚官以闻，英宗以岷州地处边陲，许罍“能得下情，可嘉也”，特从所请，以慰人望。可以看出，明代地方官府和监察御史在考核官员、巡按地方时，不亲身查访，仅按生员等民间舆论，就决定了地方官员的去留。其间，虽然生员不乏“小人”，“假公济私，图报恩复仇”，但从侧面也反映了生员舆论的重要性。地方官员不得不重视生员的建议，有人为确保考课过关、获得升迁，甚至不惜讨好生员。
二是报灾救灾。如宣德四年(1429)八月，临洮卫儒学生员张叙鉴于国家预备仓存在“典守者以粟给民，不以时征还官，或侵盗为己用”等问题，建议有司“查究原储粮数，及未还官者征收入仓”，如此，才能使“国有蓄积，民无饥馁”。对此建议，宣宗从之。正统五年(1440 )六月，监生王玙上言：途经巩昌府宁远、伏羌二县，“见民俱食树皮草根，有妇饿死涧傍”，请朝廷救济民难，“速发仓廪赈贷，流移者招抚而验口给之”。英宗命行在户部“即移文赈恤”，并对无视灾情的官员予以处治，“有司坐视民患者，另行处治”。成化二十一年(1485)四月，监生虎臣上奏：近年来陕西饥荒频仍，“盖因官司贪纵残暴，不恤民艰，赋役不均，赈济无法，剥下奉上，私便身图；藩宪失于觉察，巡抚溺于因循，台省不以告，朝廷未之闻，隐忍蒙蔽，以至于此”。不仅如此，当时河南和山西也有灾害发生，若不救济，“逃移死亡者日众”。为缓解民困，虎臣请求朝廷通过设法劝分、官仓预借、支官银籴买、官民纳粟等途径筹集粮食，经“多方区画，得粮数百万石”，量拨被灾地方供给赈济。在此过程中，生员时常提出建设性意见，既可帮助地方官府防灾救灾，又能代表广大民意。如虎臣提出的“三赋役”，即是缓解民困之良策，“比及三年丰收之后，定立三等赋役文册，一里之中赀产富余者为上户，家道充足者为中户，衣食不给者为下户，明置板榜三面悬诸申明亭，谕众知悉，凡有粮差依此科泒。仍敕宪臣榜行天下，如此则官司知惧，赋役惟均，民庶安生，灾变不作”，被认定“实为便民”。
三是建言献策。明代生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践行“臣子”义务，并通过议论国事，直抒己见，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建设性意见。如族表、祭祀乡贤、孝子、节妇等，生员均可参与，“有未举者，诸生商榷举之；举之未正者，商榷请废之”。正因如此，明朝重视利用生员言论检核地方官员，而地方官员也希冀借助生员的评议获得迁转晋升的机会。明中后期，生员群体突破学校界限，结社为盟，通过“使性”“清议”等舆论活动参与朝政，干预科考，“当时南北风气，皆锓私所作制举业，以诩诩自矜，而扬越吴楚籍甚。其中魁然雄鸣者，执牛耳以麾一方之人文，莫不翕然奔之若狂，谓之操选政者，无虑若汉末之清议，魏晋之中正，不入此不得为名士也”。如嘉靖十六年(1537)，“应天府进试录，考官评语失书名，诸生答策多讥时政”。隆庆五年(1571)，刘元卿参加会试，“对策极陈时弊，主者不敢录”。天启四年(1624)，艾南英参加乡试，“对策亦有讥刺语”。天顺年间，国子监祭酒邢让因擅自挪用生员伙食费被逮治，监生李锦“率众抗章，白其非辜”。正德年间，淮王府的旗校与生员发生冲突，提学官李梦阳查明真相，鞭打旗校。这惹怒了王府，淮王派人进京告状。明廷派大理寺卿燕忠前往处理，燕忠不问事情原委，贸然将李梦阳投入大狱，引起生员愤懑，奔走相告，为梦阳伸冤，“诸生万余为讼冤”。至晚明，生员言事，蔚为风潮。如崇祯九年(1636)三月，黄安县学生邹黄遵旨具奏，荐举倪元璐；十一年(1638)三月，晋江诸生蔡鼎言及关外诸堡的增减；十三年(1640)七月，浙江平阳诸生杨允中敷陈王道；十一月，监生涂仲吉上奏“黄道周通籍二十载……断不宜以党人轻议学行才品之臣”。上述生员所奏，成为明廷洞察舆情、应对危机、缓和矛盾的重要依据。虽然在此过程中，生员颇有好议喜乱、聚众闹事之势，“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但多数还是地方官员欺压所致，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三月，常熟生员孙汝炬因为抗拒点名，遭到知府周一梧扑责， 孙汝炬煽众鼓噪，“一唱群和，抛砖挥拳，窘辱守令”，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明生员群体力量已逐渐壮大，并与地方权力之间形成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三)监督性舆论功能
明中期以后，生员成为不可小觑的舆论群体，在那个“自由奔放”的时代，生员的集体意识日益增强，生员舆论的政治监督功能日渐凸显，甚至面对朝廷权势，生员舆论的监督作用也显而易见。如正统年间，祭酒李时勉请改建国学，英宗命太监王振巡视，因时勉接待不周，王振怀恨在心。后时勉砍除彝伦堂前的树枝，王振妄言时勉擅自伐树，矫旨将其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等枷于国子监前，“三日不解”。监生李贵等千余人诣阙乞免，生员石大用更是“上章愿以身代”。当时，“诸生圜集朝门，呼声彻殿庭”，王振听闻，“恐激变”，“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内惭”。在生员舆论的压力下，王振只好作出妥协，释放李时勉等人。
明代生员的舆论力量在于其群体抗争的方式，“方其成群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置之若弃。方其诪张为幻，则藩臬之长，降阶称公称兄，甚至柄文者与诸生媾而和矣。一旦势去则门隶得，而尔汝家仆可以僇辱”。于此，黄宗羲在讲述明末生员陈确事迹时亦云：“崇祯末，昌邑不饰簠簋，昌邑横甚，莫之敢指。先生号于众曰：‘吾邑之人何罪，而使一人横行于上乎？’同舍生集着数百人，走诉行御史台。绣斧不听，沓吏坐先生以罔上。同舍生龂龂不退，沓吏始败。”同一事情，陈翼《乾初府君行略》载：“先君子(陈确)以命中之技，值贪尹归虐，辍所业攻之。当事庇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学宪执不许……诸与贪尹比者，百方恐吓，先君子屹不为动。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贪官污吏枉法虐民，官官相护，陈确愤慨不平，“乃率诸生首发其罪，上书诸台司”。官府为打压生员，欲“罪首事者”，取消陈确乡试资格，且“几蹈不测”，但他不以为意，依然“为斯民请命”，直到众生 “聚而不散”，当地官员心生畏惧，不得不作出让步，“卒解其事”，贪尹等最终被免职。从该事件，可见明代生员舆论群体力量之一斑，他们的舆论行为对于监督地方事务，纠劾不法官员，端正社会风气，推扬担当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当然囿于时代，明代生员舆论也有一定局限性，“明代生员的政治活动，其性质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还有荒唐的”。明初生员多能遵守学规，“笃志圣贤，潜心古训”，然即使如此，生员舆论也有违规之时，太祖就说：“近闻天下学校生员多骄惰纵肆，凌慢师长，宜重禁之。”正统年间，山东按察司佥事薛瑄也言：“各处儒学生员多有屡犯刑宪，全无忌惮……刁顽无耻，终难教养。”至中后期，随着礼法秩序的日益松散，世风不古，人心薄恶，士风丕变，“天下之士入太学者，蔑教戒之严，无居养之正，置礼义为外物，轻廉耻如锱铢；杂处于军民之家，浑住于营巷之地，与市井之人为伍，与无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妇，易君子之操为鄙夫之行，改士夫之节为穿窬之心”。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廖纪上疏反思了明代士风之变：明初，“士风淳朴，绝无巧伪，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然正德以来，士风浮竞，“士多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图捷径；或因官非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士人只图虚名，不求务实，只言近利，不顾远功，“急功利，喜夸诈，于学者最为戾习。士风如此，世道将何赖”。受此影响，晚明生员追名逐利，内心乖张，已无士人之节，几成社会一害，“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至万历时，生员习气日坏，“一人有事，群起扛帮，或挟制上司，或侵损小户，或包揽钱粮，或揑造歌謡，揭官保官，肆行无忌，法纪荡然”。鉴于此，时人建议整饬生员言行，“提学官巡历地方，宜严行查访，或被人告发及自犯发觉事有的据者，即行拏问，为首者依律治罪，其余酌量革降，若生员有事，止许家人抱告，听有司从公剖断，如有安静守己，读书修行者，亟示优异”。
在此情况下，生员舆论很难再有公正之理，监督之效也大打折扣，甚而成为生员要挟官府、横行霸道的工具，“士风日颓，法纪陵夷，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倡通学，而聚蛟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鸱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当时，还出现了生员集体罢学的“卷堂”现象，而其表达不满而撰写的文章，是为“卷堂文”。卷堂文除了叙述事情原委，表达意见外，还是学生罢课的号令书。时人有言：“余少及见邑庠先生笞责诸生，无敢抗逆者。盖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后，而此风浸衰矣。浙省学使屠坪石公持正方严，访诸生行谊，不委之，广文多所询察，务得其人，以行赏罚，诸生一时皆不敢失礼逾法。自后大都务宽，遂至肆无忌惮。分巡以代巡命考校诸生，不容唱名序坐，呼朋引类，莫敢谁何。不五年，而诸生骂父母正官矣，又骂祖父母官矣。骂不已，群攻府通判，而卷堂文出矣。”可知明末生员处在一种极不安分的状态，“诸生事不得直，即做卷堂文”，朝廷对此也颇为头疼：“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有时，生员的集体舆论行为会形成“把持官府”“挟制官长”的格局，甚至某些集体行动还带有一定暴力色彩，“生员每每聚党横行，大干法纪”，这在晚明时期尤为突出。以万历朝为例，四年(1576)二月，荆州府学生员许仕彦等辱江陵令李应辰，应褫，并劾教授曾贵臣及训导刘璠。同月，黄梅县举人瞿九思、生员周谷等殴伤本县知县张维翰。七月，婺源县民程任卿鼓煽生员汪时等十五名，“聚党胁迫官吏，逼求申豁，几于作乱”。湖广学政董其昌“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遂教唆生员数百人“毁其公署”。这次学潮，生员为势家所利用，武力闹事，受到惩治。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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